路翎

路翎简介

路翎（1923-1994），男，原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苏州，两岁时徐家迁至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少年亡父，故改随母姓，寄居于舅父的封建大家庭中，抗战逃难中接触到苏联著作，开始尝试写作，因写作宣传抗日的《实战日记》而被学校开除，17岁时以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受胡风赏识而于文坛初露头角，自此成为三十年代七月派的主力作家。1940年之后曾在矿区生活工作，因此创作了一些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卸煤台下》颇有成就。

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2年后，未满20岁的路翎进入创作高峰，创作了被邵荃麟评价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及当时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5），表现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心路。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路翎中断写作20多年。

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

路翎是七月派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层性，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路翎文学作品

小说《要塞退出之后》

这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江南前敌要塞在撤退中，军事长官张皇失措，溃不成阵。年轻的沈三宝在战争初期也是非常怯懦，但在与敌人遭遇时反而激发了战斗的意志，两次打死日本骑兵，又枪杀了有汉奸嫌疑的金主任，但最后他却被本连执行军纪的人无罪诛杀。这篇作品自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结实和力度，但是它在略嫌浮躁紊乱的描写中，已经初步透露出路翎善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才华。这篇小说使路翎结识了胡风。胡风曾回忆他和路翎见面时的情景。“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年轻、纯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

1940年，路翎由继父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设在重庆北碚区的天府煤矿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当办事员，干一些记帐、填表的杂务。路翎由此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看见了矿工们住破工棚、衣衫褴褛或赤身露体地下矿井，耳闻目睹了矿井塌方、涌水和瓦斯爆炸等惨状，“看见了它底轰闹的，紊乱的，拼命求生的景状，和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底悠闲和漠不关心”，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创作了《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等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这些创作是如此逼真，以致于有人认为路翎“学生出身，当过矿工”。

在矿区人物的描写中，路翎发现了两类人物：农民型工人和流浪汉型工人。前者性格于诚实中带点卑怯，做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了的乡土的和家庭的梦。后者性格于强悍中带点野性，有时甚至带点无法无天的邪恶感，在放荡不羁的行为做派中散发着生命的强力。路翎同情前者，却更倾心后者。

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1942年，丰厚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开始进入创作高潮。4月，他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此时还不到20岁。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的悲剧命运。郭素娥因逃荒遇匪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她在矿区摆香烟摊位，她渴求幸福，疯狂地爱上了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张振山是一个乖戾的流浪汉，对恶浊的社会投以恶毒的藐视和严冷的憎恨，他与郭素娥的爱也是毒辣的，声称不能“被一个女人缠在裤带上”，又严防拘谨、怯懦的农民式工人魏海清染指于她。他对郭素娥说：“像我这样的男人是一个不顶简单的东西，我从里面坏起，从小就坏起，现在不能变好，以后怕当然也不能。”致使郭素娥在阴沉的鸦片鬼家中，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 呀！”矿区的上层社会也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最后当她反抗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时，被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张振山则远走高飞，魏海清与流氓恶斗，并在酒馆和新年舞龙赛会上，发泄着满腔的屈辱和悲伤。

这是一部充满心理性格之力度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受着肉体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牵连着一个流浪汉型的工人和一个农民型的工人，在他们的性格碰撞中，几乎不知节制地迸射出所谓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在强度性格碰撞中，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

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

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1942年，路翎“和所里的恶狗打了架，他压我，我回击，我伤了脑壳，他伤了眼角，一起滚蛋”，失去了稳定清净的工作环境。后经朋友舒芜介绍，路翎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当助理员。1943年，又辞去图书馆职务，经继父介绍，到北碚经济部燃料管委会工作，当办事员。1944年8月15日与电台报务员余明英结婚。据路翎后来的学生说：“他的夫人苗条，大方，漂亮。同学们见了，窃窃耳语，说作家的妻子这么美。” 两人后来相濡以沫度过一生。

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

从踏足文坛起，路翎就开始断断续续创作《财主底儿女们》。写完后交给了胡风。但是稿子在战争中丢失。路翎并不气馁，而是以惊人的毅力重写。1945年7月，当重新写成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即将出版时，胡风极其庄严地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上半部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这个 封建大家庭出了叛逆子弟蒋少祖、蒋纯祖，而出身于大讼师之家的长媳金素痕，阴险毒辣地掠走了蒋家的财富，一面与蒋家兴讼，一面过着淫荡的生活。以至气死蒋捷三，逼疯蒋蔚祖。

小说的下半部，写这个大家庭释放出来的精灵，写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道路和心灵轨迹。主要描写蒋纯祖逃离危城南京，沿长江漂泊到重庆和四川农村所经历的四处碰壁、鲜血淋漓的心灵搏斗历程。他很像蒋少祖，但他又超越了蒋少祖，当蒋少祖追逐权力，当了参议员，在旧诗和宋明版本中寻找灵魂的静穆的时候，他却宣称青春是壮阔的，苦闷才能爆发革命与艺术，始终不苟同于污浊的流俗和僵硬的教条，而企图“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在五四过后近二十年，重提五四时代的历史命题，强调“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在武汉到重庆的演剧队中，他以这种苦闷的个性，与小集团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暴躁的争辩。在四川穷乡僻壤的小说，他又以这种孤傲的个性，向宗法制农村的冷酷和愚昧挑战。蒋纯祖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而狼狈的处境之中，最终病死。

路翎和他笔下的人物一道，“举起整个生命在呼唤”，从而创造了一批异常复杂的在痛苦中打滚和行进的生灵，创造了一种巨浪狂潮、大起大落、瞬息之间发生激烈的情绪转折和神经颤动的心理描写艺术，创造了一首激越而浑浊、痛苦而悲怆的心灵交响曲。

路翎作品评论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

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

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