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

钱大昕人物生平

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钱大昕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和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父亲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年（1740年），年仅十三岁的钱大昕参加童子试，便考出了第六名的佳绩，使主考的县令惊叹不已。

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拜祖父钱王炯的学生曹桂芳为师。当年，他考中了秀才。此时，钱大昕与王鸣盛相识。 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赏识。嘉定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由于钱大昕家境困顿，因此他只得入赘到王家。此举遭到了王家亲戚及家丁的嘲讽。 不久，城东坞城顾氏请他到顾宅给其子侄授课。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 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1749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得益于此，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钱大昕和王鸣盛、曹仁虎、王昶跟从沈德潜游学。 期间，沈德潜选刊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黄永源、曹仁虎和钱大昕的诗歌编为《七子诗选》，使得七子名声遍江左。

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符合乾隆帝心意而被召前往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 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

乾隆十七年（1753年），钱大昕束装入京，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和二十三年的居京生涯。 期间，钱大昕得以与同年、同僚以及慕名相访的学人名士交游，论文道古，相与切磋。 与钱大昕同应召试特授内阁中书的谢墉、陈鸿宝、王又曾、蒋雍植、褚寅亮相继入京后，经常在宣南（北京宣武门外迤南一带泛称“宣南”）聚会，时常举办小集，相从谈论诗文。

乾隆十九年（1754年），钱大昕中进士，又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钱大昕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钱大昕授翰林院编修。 期间，他常与同年褚寅亮、吴朗等研讨《九章算术》和西洋测量三角的方法。礼部尚书何国宗曾经在钦天监任职时间很长，慕名往访钱大昕，对他对天算之学的论述极为赞赏，把钱大昕比作汉代天文家贾逵。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钱大昕在大考（清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中获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充武英殿纂修官及功臣馆纂修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钱大昕奉命充山东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钱大昕充会试同考官，寻充《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其秋迁翰林院侍读。冬，奉旨署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钱大昕奉命充湖南乡试正考官。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钱大昕在大考中获得一等第三名，被提拔为侍讲学士，不久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三十年（1765年），钱大昕奉命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充会试同考官。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钱大昕因妻子王顺媖病逝，加之他自己身体不佳，夜不能寐，遂因病请假。大学士刘纶极力挽留他，钱大昕坚持推辞。 十月，朝廷颁旨批准钱大昕南归。将南归时，他抄存昔日和王鸣盛、曹仁虎、王昶等人交游与在山东、湖南等地主持乡试所作的诗，并买舟南下，冬至后到达家中 ，开始撰写《廿二史考异》。 告假归乡之后，钱大昕怡然自得于著述、游历和侍亲的生活，并开始悉心规划和布置居所，大有终老家中的意思。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父亲察觉到钱大昕厌倦仕途的用意，便敦促他尽早入京复职。 钱大昕只能返京。年底，钱大昕开始研读《说文解字》。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五月，钱大昕将之前钞存的诗编订成诗集十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钱大昕充《大清一统志》纂修官。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钱大昕补翰林院侍读学士，会试充磨勘官，殿试充执事官，之后充任三通馆纂修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钱大昕奉旨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二子永璂书法。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钱大昕奉命充河南乡试正考官，随后就任广东学政。

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钱大昕因父丧居丧归里，引疾不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去职后家境窘迫，钱大昕应两江总督高晋之邀，赴钟山书院执教，聊以改善生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廿二史考异》正式完稿。 其后的十年间，钱大昕的作品大量涌现，是继《廿二史考异》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钱大昕自编《钱辛楣先生年谱》一卷，补《金石后录》二卷。

乾隆五十年（1785年），钱大昕应巡抚章攀桂之请，出掌娄东书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钱大昕撰《王世贞年谱》一卷及《通鉴注辨正》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钱大昕应聘修《鄞县志》三十卷，编撰《鄞县志辩证》《天一阁碑目》二卷及《疑年录》四卷。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钱大昕应聘任紫阳书院院长。当时，受业于钱大昕门下者，不下二千人，都是秉实事求是精神精研实学者，如此前典试外省时之门生邵晋涵、李文藻，又如书院学生李锐、夏文焘、朱骏声、孙星衍、钮树玉、潘世恩等。 此后十六年，钱大昕往返于嘉定，苏州之间，遍交吴中名士与藏书家，醉心交流学术研究。其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钱大昕校补《风俗通义》，并重订《金石录》，共得两千通。

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钱大昕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廷臣多次致书劝钱大昕复出，他都婉言相拒。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曰），钱大昕逝于紫阳书院，终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轶事典故

一次，钱大昕在朋友家里看下围棋。一位客人几次输棋，他讥笑客人失算，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钱大昕下棋。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钱大昕已不支。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了十三子。以后有人邀请他观看下棋，钱大昕只是整天默默地坐着看罢了。 后来，钱大昕在文中总结：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心平气和换位思考一下，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他以此告诫后人，“观人之失易，见己之失难”，要懂得宽容仁厚。

钱大昕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窑工在琉璃窑厂取土发现一座古墓，墓主骨骸犹存，墓有石碑埋地下，书墓主墓志。钱大昕闻讯立即赶去，拟拓下碑文。不料此时距发现时已十天，墓主骨骸已移葬，碑亦掩埋。钱大昕极为怅憾：“世竟无拓本，惜哉！”所幸工部郞中孟君?已将碑文抄录，钱大昕得以借回审读。 此碑辽保宁十年（978年）所作，所记墓主为辽蓟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内贞，钱大昕特为撰写《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并以碑考史，证明碑文所述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祖尊号，皆与史合。又据之补《辽史》所缺。特别是碑文记墓主“…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都燕下乡海王村”。钱大昕据此指出“辽南京城因藩镇之旧，唐时闵忠寺在城内东南隅，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可见其对历史文化遗存之珍爱和对金石考证的热爱。

钱大昕历史评价

钱大昕（自评）：官登四品不为不达，歳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隠，天之幸民。

阮元：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善者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江藩：①此先生说经之大略也。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②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即钱大昕）为第二人”，盖东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笈，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即郑康成）以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

钱泳：掌教苏州紫阳书院者十余年。其学无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架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诸书，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余尝谒先生于书院，听其言论，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学者，莫不推尊先生为第一人。

凌廷堪：学问体大思精，识高学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绍两汉者，惟阁下（钱大昕）一人而已。

袁翼：先生钟光岳气完之运，立尧舜赓歌之廷，年甫及艾，养疴里门。虽位止九卿，功业未显，而道德文章中外仰之如泰山北斗。著述之富网罗百家，沾溉艺苑。高丽使臣在都购其诗文集，鬻诸国中，与香山之日本新罗钞写其本者亦复相似，故翼谓先生即我朝之白傅也。

段玉裁：①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②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稗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瞭如指掌，至于累朝人物之贤奸，行事之是非疑似难明者，大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其当否者，皆确有定见。③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其学固一轨于正，不参以老、佛、功利之言。其文尤非好为古文以自雄坛坫者比也，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华。其理明，故语无鹘突；其气和，故貌不矜张；其书味深，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辨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

钱大昭：观生平所作，溯源汉魏，出入唐宋，腹贮万卷，而不?以挦扯涂抹为事。胸有智珠，而不肯以纤缛佻巧为能。舂容渊雅，蔚为大宗，诗集之刻，其亦奚可缓乎？

王昶：①君聪颖非常，髫丱时，即有神童之誉。以召试人内阁，再人词垣。覃研经史，根柢精深。诗赋之外，究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能通中西之学。②君弱冠，与东南名士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辈，精研风雅，兼有唐宋。③官翰林十余年，所进应奉文字及御试诗赋，恒邀睿赏。故诗格在白太傅（白居易）、刘宾客（刘禹锡）之间，文法欧阳文忠、曾文定（曾巩）、归太仆（归有光），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

赵尔巽：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

王国维：有清一代开创学术者三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

陈寅恪：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陈垣：《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

王俊义：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但钱大昕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周清澍：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

杜维运：历史考据学于是遂富有科学之精神，而与现代史学家之考订史料方法，大半吻合，仅以考据盛，而于考据用力最大，成就最多，方法最谨严，使人罕有可乘之隙者，则不能不推钱大昕，十八世纪中国之史学，虽谓之钱大昕时代，亦无不可。

汪荣祖：钱大昕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因其学识宏富，每能订正史籍的讹误，推理论史，亦常能发千古之覆，他尤其能辅助学科，如天文、地理、制度、杂史、金石、版本、蒙文来治史。他于史学的成就以官制为最，对历代官制的演变，考证精详；其次氏族，对各时代氏族的流派，了如指掌。这些都应是陈寅恪推重钱大昕的原因。

王记录：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着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与其说钱大昕是吴派，毋宁说他为学另有渊源。钱大昕吸收众长，加以自己的主张见解，独辟蹊径，其为学精神与学术气概，既非惠学，也非戴学所能概括。钱大昕为学，巍巍然可自成一系。

余英时：钱氏虽不持“六经皆史”之说，但“经史不二”或“经史无别”的论点则将“史”提升至与“经”完全相等的地位。钱、章两氏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此序可以看作清代史学家的“独立宣言”，它和章学诚论六经皆史诸篇都是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张淑艳：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昕因所著《廿二史考异》成为考据史学的不刊之作，所以一直被后世史家目为清代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细检其文字，其学术成就绝非仅限于考据，他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却一直为考据成就所掩。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将学术研究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种治学精神，颇足称道，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

戴逸：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者，是乾嘉时代的史学大师。

施丁：①钱大昕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②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虞万里：清初以迄乾嘉，学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学，提倡实事求是，但一些学者也就此自视甚高，如戴东原等。唯钱大昕，其功力、学识堪称一流，造诣、成就与惠栋、戴震相伴，而自自一派，治学范围之广，又实过之，但其平心静气、谨慎谦雅之风范，却戛戛独标一帜，与众不同。这位学术巨子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博而屏守，默而湛思”的风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苏民：钱大昕的“难得模棱”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一样，都反映了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暴政下既要抗争又要谋求生存的悲凉心态。然而，即使在这种充满恐怖的社会政治氛围内，乾嘉时期那些最杰出的学者们依然在学术领域潜心开拓，探寻着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之路，并且通过经史考据来表达其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近代人文主义的诉求。钱大昕就是这一时期以豪杰精神治学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杰出学者之一。

路新生：钱大昕作为一位清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年间主流派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却并非一心如枯井，死水微澜，仅断断于音韵，度数，考据的章句小儒。其沛然的文论，奔涌的史论以及深刻的"理"论，无不清晰地折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从钱大昕的治学中实可反映出乾嘉考据学者的一般治学倾向来。

钱大昕主要作品

钱大昕去世后，他的子侄、女婿、弟子们都曾对其著作进行过整理。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钱大昕次子钱东塾将他已刻及未刻著作合编为《潜研堂全书》凡十七种，计有：《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正》二卷，《洪文惠公年谱》一卷，《洪文敏公年谱》一卷，《陆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食州山人年谱》一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元史氏族表》三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三统术衍》三卷、《钤》一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潜研堂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钱东塾之子钱师光将此本重印。

光绪十年（1884年），长沙龙氏家塾刻《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在《潜研堂全书》基础上增加了《声类》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恒言录》六卷、《疑年录》四卷、《风俗通义逸文》一卷。胡元常将《潜研堂金石文践尾》二十五卷整理为二十卷。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嘉定钱大昕全集》十册，在光绪龙氏家塾本基础上新增书目如下：钱大昕自撰《竹汀居士年谱》，钱庆曾撰《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三卷，《地名考异》一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新唐书纠谬补遗》，《天一阁碑目》，《元进士考》不分卷，《凤墅残帖释文》两卷，《困学纪闻校》，《颜氏家训注补正》，《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竹汀日记》一卷，《潜研堂文集补编》。另外，还单列有《传记资料》、《辑录》两目，辑录了钱大昕的传记资料和散逸的部分家书、文稿。

除自身著作外，钱大昕还参与了一些书籍的编纂与修订，其年谱记载的有：《五礼通考》《热河志》《地球图说》《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音韵述微》《大清一统志》《南巡盛典》《天球图》《鄞县志》《嘉庆长兴县志》等。

钱大昕后世纪念

钱大昕墓位于嘉定外冈镇徐秦村东约500米处，练祁河西岸。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志铭由其子钱东壁请钱大昕生前挚友、刑部右侍郎王昶撰写基志铭，另请清代书法家、江南扬州知府伊秉绶书丹，又请清代书法家、乾州直隶州州判钱坫篆盖，随葬于墓中。原墓1966年遭受破坏，墓志铭完好保存于嘉定县博物馆。1984年11月，嘉定县文化局与上海语文学会联合召开纪念钱大昕逝世18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重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重书墓碑。

1960年1月公布为嘉定县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020年11月28日，“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在嘉定博物馆开幕。该展也是嘉定博物馆原创年度大展，展出102件钱大昕生平相关珍品，囊括手札、书画、碑帖、古籍著作等，除了嘉定博物馆本馆重要馆藏，展览亦汇聚了上海图书馆重要藏品、部分过云楼旧藏等。开幕式当天，李经国编著的《钱大昕年谱长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布，主办方同时举办了“钱大昕学术研讨会”，多位文史学者围绕《钱大昕年谱长编》的体例、内容以及钱大昕与清代学术、文化等问题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