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

资耀华生平事迹

资耀华是我国金融界耆宿。他从业金融近70年，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在海内外金融界声望很高，为国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代金融巨子陈光甫评价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与之握手称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资耀华1900年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1916年起赴日本留学，10年后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师从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回国后先入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因有数篇论文在《银行月刊》上发表，得到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赏识。广纳贤才的陈光甫托人约见资耀华面谈：“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自1928年加盟上海银行后，资耀华便为该银行的发展竭尽心力。他曾为上海银行的发展走南闯北，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这使抗战爆发后上海银行总管理处迁入四川获益匪浅；他还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在1930年协力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征信所——上海中国征信所；他又为上海银行创办“中国旅行社”出谋划策，开创了中国创办旅行社的新纪元。陈光甫对他十分重视，两次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工商管理学院及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在资耀华的前半段生命中，陈光甫扮演了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伯乐一角，正是在他的器重和提拔下，资耀华得以释放拳脚、一展身手，真正地开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948年初冬，资耀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而国内陡然剧变的时局，令他归心似箭。在民族情怀与家国观念的感召下，资耀华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天津，重掌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兼华北管辖行经理之职。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次日，资耀华受邀去参加一个如何恢复天津市金融市场的座谈会。会上他坦率地向军管会提出自己的三项建议：一是马路上看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块牌子已被白纸覆盖，即将更换名号，建议一定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很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二是迅速恢复天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三是从速恢复天津市进出口贸易，上海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垫付美元外汇。这三项建议得到军管会首肯。

1949年4月，刘少奇来到天津，为天津金融外汇业务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保存了“中国银行”这个名号，这也意味着凡是以“中国银行”名义存入的款项均得以保留，从而为国家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只此一举，资耀华可谓是为新中国建下了襄赞之功。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1994年10月，我们去北京探望资耀华，他虽已94岁高龄，除听力稍差外，身体非常健康，他以工作为要事，仍每日按时到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上班。人们称呼他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

资耀华从1926年起进入银行界起，70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时上班，从未迟到一次，其信条是“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但正是这样一个执著敬业的资耀华，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的资耀华，在最初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的时候，却曾以不是党员决意请辞。

1952年，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行长指派资耀华、王志莘、米暂沉三人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织公私合营银行的人员从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资料的工作。不料王志莘因病逝世，米暂沉也离行调职，3人小组中只剩下了资耀华一人单枪匹马，独自挑担。

6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拟新设参事室，由资耀华任参事室主任，全面接手已经搞了几年的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但资耀华以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为由，再三向上级领导陈情请辞。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派党员副主任及党员秘书干部来帮助你。”在任命书下达后，资耀华商请党员副主任多负责掌管全室行政、管理及人事等工作，自己则集中精力抓史料工作。

就这样，在1953-1959年已经搜集到近千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精选，近80万字的《清代货币史资料》终于编成，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宁可不要床铺被褥，也要带走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

“文革”开始后，资耀华在劫难逃，参事室被宣称为黑窝，他被叫到银行，勒令交权，从此“靠边站”。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政协、银行四大系统大小批斗会一次次轮流批斗，家中一次次被抄，能运走的东西都被运走，包括亲戚寄存的箱子，所有古书、外文书及照相簿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均被付之一炬，说是“破四旧”。

1968年年初，银行内又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资耀华是“日本、美国双料特务，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从此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夫妻两人加起来每月只给43元生活费，这下确实令他犯愁了，因为老保姆每月工资就要40元，一个月电话费也要15元，于是资耀华主动把电话上交，而老保姆不但申言不要工资，还愿照常工作。资耀华有3位功成名就的女儿，长女资中筠，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次女资华筠，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家；小女资民筠，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副教授。但此时她们必须听从组织的“忠告”，与父母、家庭“划清界限”。何况当时她们也自顾不暇，一个下放到江西，一个下放到河南，一个下放到南口，哪能照顾和接济父母呢!老伴童益君原有心脏病，经此变故，常有发作。

1969年，资耀华被通知到河南信阳马集镇进行劳动，因为不配称作“五七”战士，他要自带床铺，连姑母也要同去。他心想，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别的可以不管，参事室的近千万字近代货币史书稿资料可怎么办?这是数十位同事十几年的心血，等于是大家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与妻子商量后，他们决定宁可不带床铺用具，也要带走这十几箱书稿资料。于是，资耀华带着十几个沉甸甸的书箱和抱病的老伴出发了。到了马集镇，两人被分配寄居在“五七”干校的幼儿园内，住在后院的茅草房里，因未带床铺，两位老人只好睡在用稻草铺的泥土地上。资耀华在劳动之余，将带来的货币史资料进行整理，着重翻译伦敦中国银行分行寄来的英文材料。马集气候极坏，冬天清冷，夏天闷热，四季皆潮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姑母心脏病加重，日甚一日。虽有“五七”干校幼儿园老师来打针送药，但病情毫无起色，随时有心力衰竭的危险。资耀华不得已写报告请求陪老伴回京治病，通过千难万险和不少好心人的帮助，二老终于在惊恐中回到北京，托运的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也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

从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任总理为他签发任命书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资耀华立即赶到人民银行“五七”干校留守处，请求派车把十几箱货币史资料取出来，最好分给一间办公室办公和寄存资料。留守处听了他的要求，淡淡地说：“这些事我们这里不管，你去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找军代表去吧!”碰了个软钉子。当时要他去找军代表，心里实在胆怯，回家想了半天，难作决定，但觉得问题非解决不可。次日硬着头皮，到了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大门前，门卫森严，而他的工作证早已被没收，进不去，不得已到了旁边的传达室，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问：“军代表很多，你要见哪位军代表呢?”这一下可问住了，只好怏怏而归。回家一想，车站存行李是有期限的，过期要罚款，久不去取就有被车站处理报废的危险，所以只好自己上车站取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将这十几箱资料运回家中存放起来。

后来经过几番商议，才弄到一个锅炉房隔壁的两间堆放破桌椅及其他杂物的房子，作为参事室临时办公的地方，经过清理整顿，才将十几箱资料运来安置在这里。一直到温都尔汗上空飞机爆炸后，参事室才乔迁到条件稍好的办公室。直到“四人帮”垮台，一切拨乱反正，资耀华才恢复了工作。这时，本应当大有作为了，可原来一起共事的同志都已老弱病残，时而有人因病离世，剩下来的也多是染病之身。资耀华不得已向总行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员，报告得到人民银行总行尚明副行长亲笔批示：“要善始善终，完成任务。”不久即重新派来一位党员副主任和七八位中老相宜的干部。此时的参事室形成了空前未有的规模，货币史资料整理工作也进展很快。

继1964年《清代货币史资料》出版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分别于1986年和1991年出版发行，两书总计近200万字，另有《清代外债史资料》一书，也于1991年面世。四本志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有关各界的重视，这是对这项严肃工作的一种肯定。

至此，近代货币史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可算是历经磨难，功德圆满，最终完成了南汉宸、曹菊如两位老行长三十多年前交办的任务。在《清代货币史资料》编成后，大女儿资中筠曾建议资耀华写一序言，叙述成稿过程的曲折与艰辛，资耀华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坚持署名“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待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

资耀华自1959年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至辞世，数十年间先后收到过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位总理签署的任命书。在老伴童益君故去半年后，资耀华在去会议室的高速电梯内，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96岁。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工作需要我，我需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资耀华简介

资耀华（1900-1996），湖南省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今衡阳耒阳市）人 。中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中国近代银行界耆宿、金融学界泰斗。自少年时代走出家乡耒阳，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联合中学（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三中）。东渡扶桑，求学十年，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经济学院，回国后便入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期间曾两次赴美，分别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为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等，为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资公投身银行业长达七十年之久，他是杰出的华资银行实业家，并“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又在金融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务实、创新是资公终身从事银行业的信条。尽管他一生荣辱沉浮，数历坎坷，却始终怀有一颗爱国敬业之心。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处世态度，淡泊名利、不事张扬的生活作风，使其布衣书生的风貌与“金融家”身份形成鲜明反差。他的思想、他的品质、他的实业、他的处世之道、他的经营之法……资公馈赠给后人的，实在有太多珍贵的东西，足以让后人景仰，给后人启示。

其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几部专著都出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前沿，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理论建树和实用价值。主编的三部资料为作者解放以后主要心血结晶，参与人员众多，规模庞大，资料珍贵而丰富，为金融史领域重要参考资料。

解放初期曾有重大建言，“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赞襄之功”，后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59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第一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等。为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是中国金融理论建树者，金融文化著名学者。专著《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出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前沿，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理论建树和实用价值。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为金融史领域重要参考资料，受到海内外金融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2005年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自述《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三个女儿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均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成名成家。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

资耀华事迹

大不幸中之小幸，勇谏救行

资耀华在汇业银行工作时就感受到，汇业银行管理不善，已经病入膏肓，决定离开这个表面光鲜实则漏洞百出的地方。恰巧遇到当时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新派银行家陈光甫，此后他追随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安家。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周旋于各方各派，在金融潮涨潮落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资耀华同时拥有固执坚韧、长袖善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无数次选择的十字路口，都很有远见地选择了光明大道。

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他的几次建议都在局势模糊的时候使银行免于危难。1930年，陈光甫派他去东北三省跟四川调查研究，考察是否能在这两个地方开设分行。东北之行让他失望透顶。“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包，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包穿了再看”。四川却是天府之国，有做不完的生意，在那里开设分行大有可为。经过考察，资耀华建议在川开设分行，对于东北三省以后再考虑。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为有在川的分行，很容易就把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形成坚强后方。而东北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彻底沦陷，变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总部。真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5年，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资耀华，就急匆匆的赶赴天津。当时的华北，局势混乱，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天津驻屯军常惹事生非，国民党政府却总是委曲求全。资耀华被任命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及中国旅行华北区经理。他到任时天津分行已经千疮百孔，三百多万的存款，两百多万的呆账，头寸吃紧，入不敷出。资耀华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动员一切关系，为银行开源，想尽所有方法盘活呆账。他一方面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如联青社、青年会等举办的活动，广交朋友，寻找客户。因为参加这些社团的都是青年才俊，各大工厂、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这些都是非拉不可的源头活水。他还利用老关系如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留美归国人员的团体)，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他从抓两家大的呆账户开始，千方百计的搞活呆账。其中一家是纱厂，由于棉花价高，纱与棉比价反低，大量货物滞销。他就请求上海银行各分行代为推销，还全面整顿了纱厂内部。纱厂活了，贷款自然还清。由于这些活动，天津分行大有起色，存款多了，贷款也能如期收回。可就当时经营银行全局来讲，面临的困难很严峻，全体银根趋紧，源头活水甚少，国际收支亏损多。尤其是法币改革以后，曾享有发行权的银行不能继续发行钞票，更使私营行庄步履维艰。

1936年，资耀华被电招回行，中止在日本考察。这次的日本之行，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日本的社会情况变化很大，大街上常能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人民显得很紧张。以前一个大学同学很谨慎地对他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明天的事。”从上海回到天津，资耀华就拜访了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他们都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句话资耀华一直记在心中，随后他开始在天津分行内掩人耳目地收缩放款，多做租界内的业务，重点转做打包放款及出口押汇。分行既收缩了放款业务，利息收益减少，现金库存增加常有头寸。所以他又提出对银号、钱庄拆借，除特别殷实者外，必须要有可靠的抵押品。这种拆息的收入，除了可抵消银行因压缩放款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增加存款，库存没有缩水反而大大丰盈了。

“七七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日军很快侵占我国华北并在华中、华南地区疯狂掠夺，日本对中国实行“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1938年2月，华北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两位博士的话不幸被言中。中国的命运好似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被风暴吞噬。日本利用伪联银券到处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方面打击上海、天津两个外汇市场，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价，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图谋取得大量低值法币，打击法币的信誉促进伪联银券在市场上的流通。另一方面利用法币深入内地抢购军用物资。留守天津的资耀华信守对总行的承诺“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在沦陷区展开了货币反击战。

他暗中联络天津市全体同行，在银行公会内巧设中午聚餐会，让大家交换情况互通消息共同商讨对策，也方便其传达已经南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位行长辗转传来的秘密指示(因为他二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有联系)。由于情势日见险恶，天津金融业决议立刻将收集到的华北区域现大洋从中、交两行撤走，转存到天津英商汇丰银行，并集中存进英租界英国总领事馆地下金库。当时抗战气温高涨，但也有少数银钱业乘机大发横财，利用金融市场的变化选择收付存款方式。法币价格高就支付联银券，联银券价格高就支付法币，这无疑是给岌岌可危的法币雪上加霜。看到天津金融市场内外交迫，资耀华心急如焚。他继续组织座谈会，商量应对的办法，准备与伪联银券做殊死搏斗。在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户存法币开立法币户，今后收支皆用法币；存户存联银券开立联银券户，今后收支皆用联银券。选择方式自由，银行决不干涉。同时暗中与英、美、法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法币可以兑取外汇，而伪联银券因为价值是人为的根本不能兑换外汇。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交钞票每千元比伪联银券还高十八元，群众怕伪联银券贬值，纷纷存法币。各行大多用伪联银券放款，致使工商业在市场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法币逐渐隐藏，伪联银券泛滥成灾，敌人被反将一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次“换物运动”在敌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插了一刀，租界内人民和爱国团体竞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战斗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1941年，丧心病狂的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天津租界不再是避风港。日军侵入租界，人人自危，人性中最丑陋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资耀华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的人虚与委蛇。从日寇侵入租界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四年光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气数将尽，胜利的果实日渐成熟，资耀华却经历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受到了委任书，他知道这是一个屈辱的职位，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接受。他没有与同行商量，自行把委任书退回去，“心想这下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可不知是日本人无暇顾及，还是唐卜年代为说辞，总之没了结果，就这样躲过一劫。

抗战后的选择，对共产党的信念

抗战刚结束，资耀华就作为华北金融界代表被邀请去重庆访问。当时，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中，各个头脑不清，夜夜笙歌。走后门，拉关系，每个官员都想早点出川去北京、上海、天津等敌占区，发接受财，发洋财。看到这片狼藉，资耀华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陪都多停留，绕道辗转回津。拥有敏锐金融嗅觉的他意识到战后法币将奇缺，如果运用得当，十万可以当几十万，遂冒着风险，从重庆带回一箱十万元法币现钞。果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顾客满堂，大家都争相在这里开户往来，行里法币头寸更加丰裕了。

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开始，资耀华立场坚定，一直站在反战的位置上。资中筠说，她的父亲自1940年代末就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困跟屈辱。他以经济座谈会的名义，召集各方进步人士，还邀请一些进步新闻记者参加，座谈会旨在反对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政策。他还暗中资助学生运动，帮助被迫害学生秘密逃跑。种种一切让国民党咬牙切齿，准备对其采取报复行动。迫于形势，资耀华以赴美考察为名，暂避风头。

1948年冬，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队伍节节败退，归心似箭的他选择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很多美国金融研究机构重金礼聘他，他说：“我可不配担此重任，我是中国人，我有做中国人的权利也更应尽中国人的义务。”这一信念始终支持着他。解放初期，他投身于天津经济恢复，积极建言，保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块牌子，为天津金融市场战后重建，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他说这是他一生一世中获得的最大荣誉和最大幸福。1959年，国务院任命资耀华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他在此任上直到去世。

“盛世修志”，对知识的热爱

他除了实践外，一直不放弃学术理论的著述。早期著有《货币学》、《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等著作。1950年，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支持下筹建成立中国金融学会。从1953年开始，他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访，大量阅读各种刊物、旧报纸，还亲身走访曾参加过政府的经济财政货币工作当时尚在的老人，收集了大量金融方面的一手资料，尤其是清代货币史的资料。以后几十年孜孜不倦主持编著《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料》、《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清代外债史》。十年动乱期间，资耀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老虎”的帽子，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他没有带任何家用品，甚至是一床被褥，可却带了几十箱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啊，等于我们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后来他又把资料随身带回北京，终于得以在他生前完成出版，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金融史料。

前半生致力于硝烟弥漫的中国银行业，后半生治学，做文章。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写下自传《凡人小事八十年》，简洁流利的笔锋，淡淡的叙述着不平凡的一生。资耀华谨守“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为他爱了一生的金融事业燃尽生命。八十年的“凡人小事”举不胜举，平凡中更显伟大，很值得我们细细体味。例如，资先生刚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亲手做了一个“上海市黄页薄”。他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绘制了一个草图，为以后银行发展业务用。他还以顾客的身份，去上海各大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偷师”，学习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业务情况。所有这些做法贯穿的精神是把上海银行的服务对象定位为普通百姓，从一元起就可开户。最为有趣的是，他曾被两个大人物接见过，蒋介石夸他“抗战有功，很好、很好”，毛主席夸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资耀华在内忧外患时的傲骨、在十年动乱时的淡定、在和平发展时的孜孜不倦，留给他自己的是朴实无华，留给我们的却是心灵升华。

资耀华评价

作为银行家，他的才干、眼光和业绩有资格获得各方一致的高度评价。他的老板、金融巨子陈光甫说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而共产党给他的盖棺定论是“对共和国有襄赞之功”。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年龄、能力、声望都处于巅峰状态的银行家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向学者的转型——他潜心研究货币史。在如此的生死疲劳、命运跌宕中，委屈和尴尬都是可以被预料的。但是，在他92岁时写就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后半生的经历却不作思考、匆匆略过，保持着习惯性的沉默。

前半生的意气风发和后半生的适时沉默同样意味深长。有人说《人民日报》和回忆录里的资耀华是两个人。事实上，在资耀华这一代人的辉煌和沉默背后，到底是平静还是沟壑？这实在是个谜。

“他算不上什么世间异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在每个时代，他都能够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迅速地找到应对方法，不断调整自己。他做人就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2006年9月29日，资耀华长女、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对《中国企业家》说。